本文作者|“我们在一起”听障儿童康复之家 张倩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人的发展取决于母亲和父亲在孩子面前是怎样的人，取决于孩子从父母的榜样中怎样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环境。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所以家长在孩子学习中所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听障孩子的康复更是需要家长深度参与的。

    案例一：

    宇宇，男，三岁，一岁半植入人工耳蜗，听力补偿最适，手术后妈妈一人带宇宇来北京进行康复。和每个知道这个消息的父母一样，宇宇的妈妈最初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在老师的引导下，宇宇妈妈接触到了听觉口语法，听觉口语法是以父母为主要的个案经营者，因此妈妈学习到了相当多的知识。像听力学、幼儿心理学、教育学、听觉口语法教学技巧等，妈妈不但了然于心，而且将这些技巧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在教学上通过老师的指导，妈妈扮演了积极参与的教学者。在宇宇的听能管理中，妈妈也明了有关宇宇的听力问题、听力变化与助听设备状况。

    Marlowe（1993）指出，透过积极、深度的参与，能促使听障孩童的父母主动去学习，并了解如何运用策略以发展孩子的听觉功能。父母在参与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只是在孩子接受训练时，作为听觉口语治疗师的示范对象之外，更可以为治疗师提供有关孩子沟通意图与发展现况之讯息；而在离开教学中心回家之后，父母更要将课堂中所学得的知识技巧，在自然且有意义的情境中教给孩子，以完成治疗师所要求的当周或当月教学目标。

    宇宇妈妈在课堂上认真学习并记录，回到家中总结生活中有机会遇到的生活情境，制造机会引导孩子。如当宇宇学习“不一样”时，妈妈在宇宇穿袜子的时候故意拿两只不一样的袜子，引导孩子主动表达，比较袜子上不同的图案、颜色，找出袜子不一样的地方。孩子不会觉得在接受测试性的问答，很有兴趣的和妈妈进行对话。在家长和老师、听力师等合作下，宇宇三岁进入了普通幼儿园。

    案例二：

    不止在听觉、语言等方面，孩子的沟通意识也需要家长的深度参与。丹丹，女，四岁，两岁配戴助听器，听力补偿最适，爷爷奶奶陪伴其在北京进行康复。丹丹在家中能用简单语言和爷爷奶奶进行日常交流，但在幼儿园和其它公共场合不愿意和人交流。在老师的指导下，爷爷奶奶发现平时对丹丹的测试性语言较多，以孩子是否知道答案为目的，导致孩子处于被动角色，也限制了多种答案的可能性，爷爷奶奶性格较为内向，不太爱和其他家长、幼儿沟通，导致丹丹也缺乏一些基本的沟通行为。在之后的生活中，爷爷奶奶采用了更多的自然性问话互动方式，引发孩子的表达欲望，让孩子扮演发问者，体会不同角色，放学后和小朋友们在一起做游戏，和叔叔阿姨简单聊天。一段时间后丹丹能应用眼神注视、轮替、等待、礼貌用语、问问题等简单的沟通行为，性格也开朗起来。

    案例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听障幼儿的康复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困难，家长们面对的更大的挑战不是康复，而是教育，孩子进入普通幼儿园、普通小学之后呢？家长们就万事大吉了吗？

    睿睿，女，六岁，一岁植入人工耳蜗，听力补偿最适，两岁进行语言康复，四岁进入普通幼儿园，妈妈在孩子康复期间学习了大量康复知识，在回到老家上普通幼儿园之后，坚持为孩子制定每日计划，户外游戏、美工活动、音乐律动、角色扮演、建构游戏等等，安排的井井有条，还坚持每天晚上二十分钟给孩子阅读绘本。当老师们见到六岁的睿睿时被孩子丰富的知识面和有见解的表达惊呆了，孩子能按自己的想法叙述完整的故事，并加上自己的评论，在精彩部分还会分角色表演或要求画一画人物给大家看。

    问道妈妈是怎么教育的这么棒的孩子，妈妈说，家长应该为了教育孩子而提升和完善自己，“你是谁”比要求孩子“成为谁”更重要，父母尽己所能支持鼓励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也以身作则支持孩子成为真正的自己。挣扎、困难和挑战都是丰富生活不可或缺的，幸福之路并无捷径。但我们对于他人的困难（尤其是对孩子）通常第一个反应就是去帮助他们。当我们有能力帮助他们的时候，应任凭他们自己去突破挑战。这听起来似乎不合常理，但我们必须抑制那种自然反应，让孩子们保有挣扎的权利。一开始，当幼儿园的孩子问起睿睿戴的是什么，睿睿不知道怎么说，只是叫小朋友别动，可是小朋友动的更厉害，回家后睿睿告诉了我，我和她一起想办法，假设了很多说法，想象其他小朋友的反应，最后孩子自己选了一种说法，和其他小朋友说我的耳朵生病了，要带耳蜗才能听见声音，就像眼睛生病了要戴眼镜一样，很快孩子们就不好奇了，睿睿也用同样的方法告诉了小朋友的父母，家长们也很喜欢她。